陆龙和
大年三十，带着老婆孩子往父亲家过年。妈过世的早，我们姊妹四个先后成家搬进了城，父亲跟二弟住在城郊，每年我们都会不约而同往二弟家吃一顿团年饭。
每到这个时候，父亲席间说的最多的就是我们小时候过年的往事。他特别强调的是一年一度的“打扬尘”。“打扬尘”现在并不单指清扫蜘蛛网、墙顶或者屋顶灰尘，而成为做清洁卫生的一个代名词。以前农村是烧的柴，屋顶上方上面全是黑漆漆的一层灰尘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，现在的家庭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，都很少有烧柴的了，但是定期大扫除还是必定的。“打扬尘”的时候，父亲用旧报纸做成一个高高的帽子，戴在头上，负责“高空作业“，我们负责”低空清扫“，父亲将屋顶、楼板、横担、墙壁、门角、旮旯等上面的灰尘，一一清扫干净，落在地面的灰尘，我们打扫的干干净净。扫完灰尘的屋子，亮堂多了，在这样的土屋里，我们依然感受到温馨。最让人心烦的是打扬尘时洗刷厨房碗柜。那时的碗柜一般分上下两个部分，上半部分都是放碗碟的。说是碗碟，那时候最多也只是几个带花边的瓷盘或白碗，还有就是几个洋瓷杯、陶罐之类的了。下半部分盛放“下饭”的，那时候很难吃到鱼、肉一类的，大多是腌制的咸菜或泡制的酸菜。有回“打扬尘”，我们姊妹四个洗碗柜时，发现了半罐红糖，大家就争抢着你一勺我一勺窊着吃，不小心把陶罐掉在地上摔的粉碎。母亲循声进屋，看见地上的碎罐和洒落一地的红糖，脸都气白了，顺手拿起扫帚，骂骂咧咧地把我们撵出了大门。就这样，少年对于过年的热情逐渐被这一顿大扫帚扫去了大半。
除了“打扬尘”，我记得最清的是每年腊月二十七晚上炒苞花（玉米花），我的任务就是烧火。那时候都是土灶，两个灶火洞上安放俩铁镐，中间挤一个吊罐或铁汤罐，好借俩灶的火热量温水，有时候也能烧开水。先把锅里的小火灰炒烫，再倒入适量的苞谷，用特制的刷子反复在热锅里翻炒，直到噼啪噼啪放鞭炮一般，随即盖上准备好的簸箕，任其锅里噼啪声不断，直到一锅苞谷全部变成苞花起锅为止。炒苞花最好烧的是黄豆杆、芝麻杆，最次的是麦草稻草茅草之类的，有时候也劈一些干木材来添火。这时，你听着柴火哔啵作响，看着火苗欢快地跳跃，脸被映得红红的，心也暖洋洋的。
大年三十团年饭是一年到头最自由的一餐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其实，那个年代想吃上牛羊肉很难，就是猪肉、鸡肉这些除了过年，平时是绝对吃不到的。有时年成好，母亲还拿出绝活，快过年时还会油炸一点麻叶，做上一盆甜酒。一年到头，似乎便是为了吃这一顿。到了三十的晚上，还没有电视看的年代，一家子就围着火炉，开始包饺子，这时候，母亲会让我将家里的灯全开亮，特别是大门的灯。这时候，也是家里最亮堂的时候。
在二弟家吃罢午饭，大家就开始忙着在手机上“抢红包”。父亲不会玩微信，点燃一根烟，独自趴在窗格上，凝视着老家的方向，乳白色的烟圈一圈一圈飘向远处。我站在父亲的身后。窗外是条小河，河对岸是一处精准扶贫易迁安置点。窗子正对面那户门口一老者在晒日头，旁一小孩，一大人，还有一只小狗，屋前有一些用泡沫盒做的“花盆菜园”，种着草莓、葱类的小植物。再往前看，门口几个老人在一起，好像在聊着什么，两小孩坐在门前台阶上，一个像在打电话，一个低头玩着手机，大门虚掩着，时不时从屋里进出几个穿戴时尚的男的女的。安置房旁边是一片开阔的庄稼地，地里种的是茶叶，估计有两尺多高，茶叶间套种的是蔬菜，小河从旁边流过，整个一片绿色，远一点也是绿色，河边上是一些枯黄的小草。一位年轻的母亲，领着一男一女两个小孩，走在地边上。小孩衣服是大红的，母亲穿一件白色羽绒服，围一条红色围巾，在绿黄相间里跳跃.......
我赶紧拿出手机按下了快门，拍下了这一幅初春的田野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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