权倾朝野——擂鼓台朱氏
灰墙黑瓦，木门石阶，低矮的房屋与周围民房并无二异，斑驳的墙面凸现着历史的沧桑……“谁能想到，这就是曾出过清朝高官朱大润、民国高官朱树声、朱士烈的朱氏一房的老宅。”站在同族前辈的老宅面前，擂鼓中学的退休教师朱德志感慨不已。在擂鼓台，朱德志、朱世兴等朱氏族人向记者讲诉了擂鼓台三代高官朱大润一族的故事。
朱德志介绍，据现存资料及朱氏后人回忆，朱氏一族入宦为官的经历应从朱大润开始。其生卒年不详，在家排行老大，人称“大老爷”，清末秀才、进士，曾任东北奉天府道台。光绪年间，其向往西学，积极实行实业救国，在为官当地声名颇丰。
朱树声是朱大润的大儿子，生于1889年，派名志桐，字韵生。先后任辽阳辽源地方检察厅检察长、奉天高等检察厅检察长、直隶高等检察厅首席检察官，曾赴日本考察司法。抗日战争时期，调任行政法院评事兼国防部中将军法官。战后破“司法官回避本籍”例，任湖北高等法院院长。淮海战役后，即辞去湖北高等法院院长职务，以行政法院评事名义迁居广西柳州。1949年，出任司法行政部常务次长。重庆解放前夕，国民政府将其家属送往台湾，并再三电邀他离渝飞台，朱不为所动，并嘱所属坚守岗位，妥为保护全部物资及重要文件档案，等待解放。
1936年，在朱树声任江苏省高等法院院长期间，国民政府制造震惊中外的“七君子”案，朱树声毅然宣判七君子“爱国无罪，予以释放”，声名大振。为了伸张正义，营救“七君子”，宋庆龄、何香凝、胡愈之、胡子婴等十六人发起了著名的营救活动。朱树声应其所求，准许他们的代表到监狱看望“七君子”后返回上海。“七·七”卢沟桥事变爆发后，国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，团结抗日的局面基本形成，国民党政府不得不通过江苏高等法院，于7月31日，将“七君子”具保释放。从朱树声在此案审理过程中的处理情况来看，与国民党顽固派的态度是有所不同的，对“七君子”的胜利出狱起了一定的有益的作用。
1950年初，朱树声回湖北武昌，湖北省人民政府以爱国民主人士给予参事职务。1954年病逝于武昌，享年65岁。
朱树声长子朱士烈，1915年生，现居台湾。因历史原因，其现存资料极其有限，具体经历不详。2011年6月21日，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曾发布嘉奖令，明令褒扬朱士烈，褒奖令全文为：
前国民大会秘书长、总统府前国策顾问朱士烈，才略渊弘，体度贞正。少岁卒业国立武汉大学法律系，旋获司法官高等考试及格，投身刑事案件审理，惟明克允，早擅英华；行宪伊始，膺选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，敷陈谠论，宣勤宪席。政府播迁来台，历任各级法院法官、首席检察官暨司法行政部监狱司司长等职，详赡精审弥彰佳绩，周密严谨以成志业，平亭曲直，期臻至当；筹谋开放式外役监，锐意狱政兴革事宜，远图长虑，领异拔新。嗣出任国民大会主席团主席暨秘书长，推动达成程序修宪任务，建立资深国代退职机制，调济折冲，计议输策；协和同寅，迭孚众望。晚岁应聘总统府国策顾问，老成匡辅，志切邦国。综其生平，法界挹其风猷，遐迩羡其声采，秦庭朗镜，誉隆德劭；遗绪遐福，贻范古今。遽闻修龄怛化，轸悼弥殷，应予明令褒扬，用示政府崇礼耆贤之至意。
根据褒扬令，我们可以对朱士烈的经历有大致了解：毕业于国立武汉大学，曾当选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。后在台湾历任各级法院法官、首席检察官暨司法行政部监狱司司长，晚年被聘为政策顾问。据其族人回忆，其亦曾担任台北市长、国民大会秘书长等职务。
说起朱士烈当选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，许多竹山人对此记忆犹新。1947年，国民党在全国各地上演了一场竞选“国大“的闹剧，初时，竹山各界都在为曾被国民党政府选定为“代表竹山”的参议院议员崔学礼大造声势。崔与得胜人袁璞山竞选，激战正酣，不亦乐乎。不料同年三月，竹山党政要人靖正福、江心如等人到武昌开会，应时任湖北高等法院院长朱树声邀请，入府用宴，崔学礼亦在其中。席间，朱士烈突然表示要参选“国大”代表。席间众人均表示支持，崔当即表示退出竞选“国大”，改而竞选“立法委员”，为朱士烈竞选腾出位置，减轻竞争。至此，“国大”代表的竞争双方变为袁璞山和朱士烈。
靖正福等人回到竹山后，积极为朱士烈竞选大造舆论，并同各方联系，请求支持。其时，“国大”代表候选人已圈定朱士烈，地方上的当权者如县长、书记长、议长等政治核心人物，都为朱士烈竞选尽心尽力。朱家动员本族解囊相助，变卖粮食，作为竞选费用，在每个选区对选民香烟招待。袁璞山则更厉害，投票前夕，其在每一个选区设有一至三个招待站，备烟酒，设宴席，来者不拒。在选举投票的一天中，花费猪肉三百余斤，大米五百余斤，白酒二百余斤，香烟二百余条。非常滑稽的是：很多人却吃袁家席，投朱家票，让袁家十分恼火。
朱士烈的政治优势，到底击败了袁璞山的酒肉战术，竞选以朱士烈当选正式代表、袁璞山为候补代表结束。这场选举，也为朱士烈奠定了政治基础，为其后来的平步青云铺平了道路。
书香远扬——得胜铺袁氏
在竹山的一些文史资料中，称得胜铺袁家必冠以“书香世家”四字，但除袁白涛之外的文艺家，却鲜有记载。除袁白涛外，竹山人对此袁氏一族印象最深的人物当属袁观惠，其为袁白涛之父。其生卒年不详，《竹山文史资料》有零星记载，称其“学识丰富，为人谦虚，家道富有”。其为晚清贡生，是竹山远近闻名的地主豪绅，人称“贡生老爷”。袁观惠身为地主，吃穿不愁，加之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，对子女的教育十分重视。子女自幼便读书写字，适龄则入私塾学习，稍有怠慢，则对其严加斥责。正是因为其严格的家风，为袁白涛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。
20世纪的开元之年，袁白涛出生在得胜，原名知炯，字衔，号辅华，幼年读私塾。1924年，考入湖北农业高等学堂就读。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先后与林育南、董必武、曹轶秋、刘子久、刘少奇等领导同志共事。上海“一·二八”事变后，袁白涛组织群众游行示威声援义勇军，被当局逮捕入狱。其后更名“白涛”，号泪痕，沿用至逝，后以此名行世。西安事变后，袁白涛出狱，到武汉，奉中共武汉办事处主任董必武之令，到郑州十三军游击司令部任秘书，后转到洛阳抗战后援会、中共豫西特别委员会、洛阳八路军办事处工作。又受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兼八路军办事处处长刘子久委派到河南伊川、洛阳等地从事地下工作，任统战部长。身份暴露后，转入河北民军第一游击司令部任秘书，转战太行山一带，继而再度转入地下，公开身份为洛阳“益友商行”经理。
1940年冬，以“益友商行”为名的地下党组织被国民党特务破坏，袁白涛弃家只身逃往西安。为取得暂时安身保障，即以书画结识西安名流。1941年，因被叛徒出卖，其在西安被捕。在狱中仍时常作画，因给典狱长画一柄折扇，才被社会知名人士发觉而营救保释。因受特务长期严密监视，无法与中共组织取得联系，在西安以卖画、教书为生。同时，袁白涛与著名画家叶浅予、张寒杉、赵望云结为画友，相互切磋技法。从此，开始了他创作和研究国画的黄金时代，其技法与意境而得到进一步升华。
袁白涛的绘画，被当时的西北和国内国画界所推崇，认为对历代花鸟画名家技法，摩研深透，撷取精英。加之广游名山巨川，阅历积深，师古不泥，用笔雄健，画风清雅，设色明丽，诚为熔传统与生活于一炉，卓然成一家之体。
新中国建立初期，袁白涛历任西北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秘书长，中国美术家协会西安分会办公室主任，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，西安各界人民代表，外宾招待委员会委员，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委员等职。60年代初期，袁白涛画作多次参加全国美展，并作为国礼赠送给来访的朝鲜贵宾。
1957年，袁白涛被错划为右派，1962年摘帽（1978年经陕西省委改正），下放到马岚农场劳教，仍经常作画写诗。后来调回西安建安建筑公司做工艺美术。公司的干部、职工业余从其学画者众。 1965年春节前，先生被遣返原籍得胜铺阴湾劳动改造，开始了生命中最灰暗的，也是最后的10年。
“文革”恶浪逐渐涌到农村，一个远房的孙子向公安人员检举，说袁白涛张贴反动春联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乡里间种种无稽之谈，甚嚣尘上。说他是特务、叛徒、反革命分子，于是生产大队对他施行监督改造，命令他在夜里到孤山野坳去看守庄稼。袁白涛受尽屈辱但处之泰然，照常作画写诗。著有《誊墨斋诗稿》、《落叶诗存》、《百花诗集》等论画，题画、记述，抒怀之作。他用老南瓜蒂代替金石，篆刻了二十多枚书画图章，部份印章刊附于《袁白涛诗稿》底页。
1975年5月16日，一生坎坷，晚景悲惨的袁白涛长辞人世，终年七十五岁。遗体被草草安葬于得胜铺山麓。
1979年，在庆祝建国30周年时，县文化局和文化馆举办书画展览，展出袁白涛作品近30幅。1981年，县文化局创作组收集整理了先生的诗稿二百余首，出版了《袁白涛诗稿》。2011年11月，《袁白涛遗墨》出版，著名作家贾平凹在序中感慨“珍珠误被以瓦砾而弃，珍珠毕竟还是珍珠，终有一日出土闪光。”
袁氏后人，一些继续聚居得胜，一些分布他地，各行各业均有，袁白涛之子袁修简，曾在县志办工作，撰写过大量文史作品，算是继承了其父文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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